但与此同时，在多重合力作用下，全球供应链也在形成大分流，越南、墨西哥和印度等国也正在形成新的平行供应链。

　　近日林雪萍教授出版新书《供应链攻防战》，我们也基于这一内容专访了林雪萍教授，就供应链话题展开了一场讨论，希望对你有所启发。

　　我们正处于一场大变局之中，经济的全球化与反全球化、全球供应链脱钩与“短链化”、全球产能加剧过剩等趋势将重构地球村，让全球化结构越来越复杂。

　　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组织在全世界范围内跨地区膨胀的现象，其所形成的跨地区连接，某种程度上，也是权力关系的延伸，包含、军事、金融和制造体系。

　　过去，供应链转移有两种动因：一个是成本驱动，另一个是打破贸易壁垒，而在近年出现了第三种情况，就是跨国企业为了避险而要求供应商进行强制迁移。

　　可以说，过去供应链的格局，是精心设计的结果。它具有完善成熟的“骨架”，可以通过形态加以分别。

　　1971年，美国制造第一次出现贸易逆差，除了1975年有过一次反弹，一直呈现加剧趋势。与此同时，美国就业人口数量在1979年达到高峰后，就开始扭头朝下。

　　日本产品的质量与价格优势，让当时的美国陷入恐慌。各种针对性的贸易政策和制裁手段纷纷出炉，公众甚至出现打砸丰田汽车的事件。

　　1984年，没有工厂的戴尔电脑诞生；1985年，只做设计的高通诞生；1987年，只做芯片制造的台积电诞生，它们共同见证了美国产业浩浩荡荡向外转移的一幕。

　　随着供应链整体搬家，伴随着大量的资金和技术与本地廉价但好用的劳动力相结合，“亚洲四小龙”就是这样被缔造出来的。

　　如果说“离岸制造”确立了一种完善的商业模式拉开了全球化序幕，那么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全球信息平权时代，则加速了这一过程。

　　1992年，跨太平洋4号电缆PC-4成功连接美国和日本，之后的10余年里，PC-4的带宽频率从0.56GB每秒一路跳升到640GB每秒，增长了1000多倍。

　　也就是PC-4建成的第二年，中日第一条海底光缆建成，它的通信能力是1976年建成的中日海底同轴电缆能力的15倍。在20世纪90年代，中国建设了近20条国际海底光缆。

　　跨太平洋促使贸易与决策信息可以被即时传递，加上空运和海空的有机组合，使得低成本的制造和高效率的贸易网络有机地结合起来。

　　独立的企业资源管理软件ERP与德国SAP以模块化、共享数据库的形成，提供了全新的信息化支撑。

　　先订单后制造的模式，决定了戴尔可以将制造工厂迁移到任何离用户最近的地方，并且生产组装销售周期，也从22天缩减到3天。

　　信息化技术为企业带来了全新的技术思维和管理理念，供应链逐渐成为企业家手中的利器，这意味着企业只需要做好品牌和品牌营销，将琐碎、无聊、危险的生产外包出去。就可以获得巨大的成功。

　　但是这种依靠外部组织形成的嵌合，需要高度精确的对接和控制。这意味着成本、质量、交期，样样不能出差错，一定要有合适的承接地。

　　但是，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，意味着体量小、市场容量不足的国家，还不足以成为全球化走向成熟的标志性节点。

　　也因此，2001年中国加入WTO，正好承接了这股喷涌而来的巨流，中国制造正式奏响了全球化主旋律：

　　2001年，中国GDP总量为美国的八分之一，但2022年，中国GDP总量是美国的70%，中国全部工业增加值突破40万亿元大关，占GDP比重达33.2%。

　　其中，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27.7%，占全球制造业比重近30%，而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以及占全球制造业比重分别为11%和17%。

　　在2009年，中国制造业增加值成为全球第一后，就一直保持强劲的增长，制造业规模连续13年居世界首位。

　　从2014年起，连续9年排名世界第一的沃尔玛，在中国的供应商达到了2000家，每年从中国采购的商品总量占全球采购总量的70%左右；

　　而市值超过德国大众和日本丰田总和的特斯拉，2022年在中国市场的电动汽车销量占全球总销量的40%，特斯拉设在上海的超级工厂全年交付超过71万辆，占比高达54%；

　　1990年，美国总市值达3.09万亿美元，仅比排名第二的日本多100亿美元，中国则刚刚起步，总市值只有20多亿人民币；到了2020年，美国总市值为44.5万亿美元，是排名第二的中国的4倍，也是日本企业市值的6倍。

　　回顾全球化进程，如果说，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中国，是恰逢其时地出现在全球化最重要的那个位置上，促进了全球化的繁荣发展。

　　第1个阶段是成本领先型的制造业。这主要体现在后发国家，劳动力，土地和资本等要素价格显著的低于全球市场平均价格，这种情况下，大家开始向这些国家转移低端的制造业产能。

　　转移的产业主要是以中低端的轻工业为主，服装是最为典型的。这个阶段可以说是把一国的居民从赤贫的状态能提升到温饱。

　　第2个阶段是规模优势阶段。这个阶段的制造业往往是体现在规模优势上，这个时候一国的某个产业已经再全球有了一定的影响力，要素价格也不具备绝对意义上的低价。

　　这个时候一定要讲的是规模和配套，通过这种规模优势来降低自己的系统成本，以此维持在全球贸易当中的优势地位。

　　第3个阶段是依托于技术要素，获取全球的市场。往往这个时候进入一些技术附加值较高的领域，需要企业投入大量的研发，产品的技术含量较高。

　　在传统的视角下，制造业发展到这个阶段，其实就已经结束了，如果一国不能维持持续的快速进步，那也很容易被后发国家追上。

　　在以前的框架下，制造业的故事到第3个阶段就结束了，之后就因为倾销、贸易保护等和政策原因，国家之间出现经济、地缘冲突等。

　　过去中美“蜜月”期间，中国发展的主要产业还是替代日韩，一些技术含量较低的产品，但是这些年来，中国在很多产业上已经具备了替代欧美产品的能力。

　　在贸易理论中，有一个比较优势理论，但这个比较优势理论只适合小国，在资源充分利用的前提条件下，才有比较优势理论。

　　但中国是一个大国，在拥有充足资源和足够高的效率下，最后不是比较优势，而是中国产业在内卷之下，形成绝对的优势，很多产业所到之处，最后就只剩下“中国玩家”了。

　　另外，加上2020年初，疫情爆发，供应失序，打乱了全球制造的节奏，供应链开始呈现出脆弱多变、复杂交织的新形态。

　　这些事实，让既有的供应链布局受到重击。廉价且自由流动的全球化开始受到质疑，供应链主权的意识也飘散过来。

　　但这种思路似乎走到了尽头，面临着完全不同于以往天灾或者下行经济周期的阻力，国家力量已深度介入：

　　未来的全球制造，不会再围绕着一个“拥挤的世界工厂”展开，相反，快速反应的本地市场、数字化技术的发展都将助推分散式制造，一个供应链大分流的时代正在到来。

　　于中国而言，在这个全球化局部加速的时代，中国供应链的向外迁移，也并非只是自然的产业溢出，而是既有溢出又有迁移。

　　通缩的魅影飘荡在经济的上空，地产处于下行周期，也让很多人感受到资产负债表的寒意，让人联想到96、97年前后，国内产能过剩、亚洲金融危机时的情景……

　　如果我们把眼光深入到产业链、供应链，深入到一家家企业，就能看到很多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提升，并对当下的国际秩序形成巨大冲击。

　　20多年前，中国本土的工程机械市场，几乎被美国卡特彼勒、日本小松、日立等品牌占领，但今天，我们看到，三一重工、徐工机械和中联重科在很多细分领域已经主导了中国市场。

　　连接力与高效运营相关，控制力与价值稀缺相关。一方面，供应链的高效运行，离不开连接力和控制力的相互作用。

　　中国光伏、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崛起能看到供应链设计力的影子，美国通过管制规范、投资审查等手段间接改变全球制造的分布形态，也是供应链设计力的一种体现。

　　过去20年，中国制造表现出蓬勃的活力，得益于中国供应链的高效运转。无数条供应链互相交织，庞大的人力物力与之匹配形成了复杂而稳定的系统。

　　以邵东打火机为例，其能够十几年不涨价，一直卖一块钱还有利润，正是有着一套高级的人工组织的方法。

　　并且不同的供应链相互交织，再次形成新的连接。新的连接突破了原有的供应链单链发展的脉络与节奏。

　　比如，过去一些外国学者抱怨中国的光伏和液晶电视产业，坐享美国的基础创新成果，却没有将制造机会留在北美。这种指责其实充满了对供应链的偏见。

　　光伏最早是美国应用在航空航天器上的，这种技术需要经过漫长的转化和巨大的投资，才能真正实现民用商业化。

　　第四棒交到了中国手里，起初是在西部地区进行示范性应用，中国也投入了大量的资本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，才逐渐形成大规模的制造。

　　中国在电站、光伏组件、电池片、加工设备等环节形成了复杂的供应链，才最终真正实现了光伏的商业化。

　　一条供应链，可以对另外一条不同产业的供应链输血。熟悉电子制造的工人进入了光伏产业，这是复杂供应链提供的整合优势。

　　当前中国光伏前10名的制造商中，天津中环、陕西隆基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从半导体材料产业进入了光伏产业。

　　它们正在被寄予新的期望。链主企业既可以直接购买成熟零部件，也可以躬身入局与上游供应商一起投入研制。

　　比如，当上汽通用五菱将方向盘的制造知识分享给上游厂商，并一直向前延伸到芯片的时候，和芯片厂都可以大幅度提高自身的能力。

　　每个企业都需要有一种链主意识，如果每条供应链都变得强壮和紧密，就会让中国制造产生极大的韧性。

　　比如，全球自行车齿轮霸主日本禧玛诺，是一个具有强烈连接力的节点企业，其对于个人用户喜好的认知，甚至高于捷安特、LOOK这样的自行车整车大厂。

　　对于供应链的上下游而言，订单只是交付凭证，企业之间的默契、配合、信任与深度交流，才是供应链韧性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。

　　日本的企业组织经连会一直是本国制造业的法宝。核心制造企业会通过持股或保证订货等方式，将零部件供应商在自己的供应链上。

　　可以说，企业之间的竞争，本质是供应链效率的竞争。当不同企业、不同行业的供应链叠加起来，就会呈现一个国家制造的竞争力。

　　如果苹果决定要搬迁到印度，富士康大概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就能完成相当产能的迁移。这些产能可能会永久性丢失，也可能会导致周边设备商同步搬到印度。

　　全球供应链的巨大变化是，全球新一轮工厂建设潮正在开始，新的连接区域开始诞生，而原有集中工厂的活力会受到削弱。

　　对于中国来说，中国工业体系具有很强的完整性。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，包括41个大类和666个小类。这些大小门类，不断交叉组合，相互竞争、进化，这才形成了中国制造特有的超级连接力。

　　但如果这种超级连接力被削弱，就会导致供应链能力等级的恶化，从而阻碍中国制造向更高价值链攀升。保护供应链的连接力，是相关产业刻不容缓的行动。

　　连接力为供应链提供了高效运转的效率，但就跨国企业的布局而言，其一直通过控制力来形成对供应链的价值主导权。

　　2016-2019年，中国科学院下属研究所采购的超200万元人民币的科学仪器。